林奕華：我永遠都還是個年輕人
City Magazine
'O ever youthful, O ever weeping.' JACK KEROUAC
「永遠年輕，永遠熱淚盈眶。」凱魯亞克寫在《達摩流浪者》結尾的這句話，今天要用起來很不容易，一不小心就顯得做作了。但55歲的林奕華坐在我對面，講人生，講愛情，講戲劇，講他所講的故事裡打破「約定俗成」的衝動，也講困境、挫折、矛盾，他眼睛裡永遠神采飛揚的好奇，讓我止不住地想起這句話。春天的午後，歷史往事散漫地在詞句的碎片裡遊走，但時間卻奇異地消失了，對，不是停止，是消失，彷彿這把刻度尺在林奕華的世界根本就沒有存在過。
「對我來講，成長是不管自己多少歲，都一直在經歷的過程。成長也是一個看世界的角度，它會折射出很多無解或是答案。我會不停給自己出題，希望在這些題目中我可以體會到，今天跟昨天不同了，今年跟去年不同了─不只是維度的不同，還有深度的不同，不只是『知道』了，我還『明白』了。」林奕華不停頓地說。善於表達自己是他令很多人印象深刻的一個特質，不管是台詞、歌詞、演講、文章、訪問……只要給他一個足夠豐富和延展性的基礎，詞語、概念、意象，他都可以任由思緒的牽引，一直說下去，在說的過程中，一個火花點燃另一個火花，一個靈感激發另一個靈感。也因此，他一向被視為「高產」創作人。
從1989年創作《教我如何愛四個不愛我的男人》開始，林奕華在舞台劇這條路上幾度變換方向，但始終「高產」，從沒有停止過腳步。有趣的是，他的身份在觀眾眼裡，卻顯得愈來愈模糊。「1/3個台灣人，1/3個香港人，1/3所謂中國人」，這是林奕華給自己的身份定位：「因為我這樣把自己切開，所以我其實三個都不是。」結果，在香港，「我是被完全排斥在制度外面」。他說：「他們常常不覺得我是香港人。我去申請政府資助，會有評委很直接地說：為甚麼我們香港政府要給錢你去做戲給大陸人看，給台灣人看？我很詫異，他們為甚麼會這樣說。」
林奕華並非對「本土」沒感覺，而是「本土」在他心中，應該是真正有底氣，有力量，進步的而不是懷舊的。地域、身份的標籤都不是終點，文化上的開放先鋒，包容變化才是力量所在。這也是他一直以來對自己的期許。
這期許在朦朦朧朧的少年時，落在一個具體的形象上，這形象，乍一聽還有點奇怪：祝英台，好像是爺爺奶奶才會講的故事。
「我14左右才知道梁祝的故事，當時在台北念國中，一個學期後回香港，剛好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的電影在香港重映，是黃梅調版的，凌波，樂蒂主演。我一直覺得這是最成功的華人音樂電影之一。第一次看這個故事時，我也像祝英台一樣，離開家，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，所以特別有親切感。而她女扮男裝，喜歡梁山伯，我也在唸書的時候，喜歡上一個學長，情感經歷不謀而合。」
林奕華說，自此之後，祝英台的故事一直在他心中念念不忘。「祝英台給我一個很大的影響，幾十年都沒有改變，是她的勇氣、求知，還有變化。我覺得如果沒有祝英台出現，也許我不會像因為有了她，而對我的創作、我的人生有這麼大的認同。」他說自己也一直想做一個女孩扮的男人──「我不喜歡男人扮的男人，因為他們變化很少，他們是既得利益者」，更嚮往著梁祝式的愛情：「我覺得最浪漫的愛情永遠是同學情誼：如果我的對象喜歡我，他一定要是因為我的求知，愛智而喜歡。」
2002年，他第一次把梁祝的故事片段搬上舞台，邀請了陳綺貞出演《十八相送》。那一次，是18齣戲、18首歌，每一齣戲都是講分手。「那些分手的故事，很兒戲，很荒謬，但又很真實。瑣碎的事情背後，充滿了常見的矛盾。而爭執來爭執去，層次愈來愈複雜，變成人與人之間的政治、彼此開始很目的性地實踐自己的想法，就不純粹了，愛情也消耗掉了。這正是成長的一個階段。」
12年後，在兩岸三地做了數不清的新戲之後，林奕華又把舞台還給了梁祝。這一回，他把故事放在了美術館：《梁祝的繼承者們──兩個愛情系學生的藝術肖像》。「這一次的戲，不只是某一個人生階段，而是把成長放在一個更廣闊的世界裡。我不只談愛情，我找愛情與藝術的對應關係。我找到了三個東西：時間(無常)、觀看(怎樣看別人，怎麼看自己)、價值/價錢。」
林奕華一邊講，一邊逐句給我念劇中的歌詞。
「傳統 傳統 你到底要把我帶到哪裡
權利 權利 是不是怎樣都不該放棄
意義 意義 為什麼要讓別人來定義
自己 自己 什麼時候我才能遇見你」
這一首是祝英台唱的，叫做《為什麼不能和父母談生命的意義，只能談生活的意義》。
「祝：你是誰？
梁：你是誰？
祝：我是誰？
梁：我是誰？
祝：你是不是很想告訴我你是誰？
梁：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是誰？
祝：我想告訴他我是誰？
梁：我不能告訴他我是誰
祝：我是桑樹，風吹過我的聲音告訴我我想告訴他我是誰
我是故事書，小朋友念著我的聲音告訴我我想告訴他我是誰
我是晴天下的白雲，陽光穿過我的聲音告訴我我想告訴他我是誰
我是祝英台，千里而來的我的聲音告訴我我想告訴他我是誰」
這一首是對唱，叫做《為甚麼我不能告訴你我是誰》
「我是誰」的意象反反複複在唱詞中出現，也在女扮男裝，異鄉求學祝英台的生命中出現，林奕華說：「祝英台不敢讓梁山伯知道她是誰，因為她女扮男裝。今天這個時代沒有人再女扮男裝，但是大家都不想給人家知道他是誰。因為這是底牌。底牌被揭穿，就很容易受傷。」而這正是導演想要逼觀眾去想，去面對的問題。「我沒有一個人演梁山伯，一個人演祝英台。有時男，有時女。性別也好，心靈也好，都不是眼睛看見的。我希望觀眾不是用眼睛看東西，而是用思想看東西。」
導演說，排這齣戲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己已經經歷過戲中的事情，「我要用他來療傷」。而他相信：「我屬於這個時代，這個社會，我的傷不只是我一個人的。所以希望別人也能通過它得到一種療傷。」
「比如我生命裡一個重要的命題：被拒絕。也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。你會自己拒絕自己，你會被制度拒絕，你會被時代拒絕。所謂『我是誰』這個問題，很多時候也是一個接受。大多數人不知道『我是誰』，是因為他已經預設了一個希望自己成為的人，讓自己羨慕的一個對象，但在現實中實現不了，便會造成自我價值的問號。你要接受自己是誰，不要讓社會的『我』大於潛藏在心底的『我』然後從那裡出發，找到自己的可能性。」
林奕華說自己的戲劇一直在跟社會對話，只是未必像政治那麼直接，而是從最幽微的情感世界來切入，關照整個社會的變化。
怎樣可以在劇烈變動的社會表面，捕捉到情感關係變化的痕跡？林奕華的秘訣之一，就是回到古典時代的作品，無論是梁山伯與祝英台，還是《三國》、《紅樓》等四大名著，對林奕華來說，都像是一個曲徑通幽的情感博物館，那裡珍藏著被速度和慾望凌駕的現代生活，所丟失的各種珍貴情感標本。「你看《三國》會驚訝那裡的男人原來經常要哭的！」兩相對照，可以體會到我們今天情感的變化是什麼，又為什麼發生，這種變化會將我們導向何處。這就像是給一個大象無形的世界找到了座標系，循著座標，才能精確地抓住人人都試圖掩藏的，內心深處所共振著的情感地圖。
「因為時候一直在變化，所以我永遠都還是個年輕人」，橫誇香港、台灣、大陸的文化生活，見證了香港70年代、台灣的80年代，和大陸正在發生的中產階級興起，那些次第開放與褪色，新鮮與流變，於他而言正是再有趣不過的文化風雨。「所謂年輕人，無知、無解，才有好奇、可能性。」
「好的劇，像文學，有一株樹的年輪」，林奕華說。放得下時間，才盛得起年輪。
